这座建筑物由上海的白俄侨民建于1937年。他们由于不承认苏维埃政权,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后,背井离乡,来到了中国。这些人当时日子过得很糟糕:缺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费,没有住房,没有工作。大多数人既不懂汉语,又说不来英文,谁也不需要这群人。他们没有国籍,没有祖国,似乎也没有未来。。。。。。
白俄侨民在上海的最初时期,依靠在沪外国人和上海各慈善机构的施舍度日,过着半饥半饱的悲惨生活。为了活下去,他们只得不计任何条件地受雇于任何工作,不少受过良好专业教育的工程师,技术人员,医生,律师,艺术家,军人等也同样如此。
到了30年代初,情况渐渐好转。生活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俄侨开始聚居,很自然地形成了阔绰的俄罗斯式社区。在法租界中心,他们在林荫覆盖的霞飞路(即淮海路)上,先后开设了俄式商店,餐馆,图书馆,学校,音乐厅和马戏场,甚至还有银行分理处,私人车库,时装店等等。
如果20年代,对白俄侨民;来说,是为生存而斗争,30年代则是他们腾飞,兴旺的岁月。在这段时间里,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让陷于绝望的侨民看到了希望,其作用之大,功不可没。1920到1930年间,东正教在上海办了好几处东正教教堂,最多达12座,但仍满足不了白俄教徒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。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代表组织,传教士团早就有为白俄教民修筑大教堂的打算,以便容纳更多信众在宗教节日时,参与盛大庆典活动,然而苦于缺少一笔巨大资金,一直无法兑现。
1928年,上海东正教首领西门大主教最先向教民募集建造资金,大家尽管热情高涨,但收效甚微。当时侨民的生活水平决定了他们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望上,造教堂,最终只能成为西门一辈子牵肠挂肚的梦想。当1930年他第二次筹集这笔资金时,已经是大病缠身。这次他通过教会借款,以年利息6%归还的形式,聚敛总数达3万美元。
1933年2月,西门去世,他的愿望只能由维克多主教来实现,在他的执着努力下,尽管当时资金仍然匮乏,但轰轰烈烈的教堂建设总算开始有了眉目。为筹资金,教堂得到侨民普林茨领导的妇女委员会的莫大支持。委员会成员带上捐款箱,挨家挨户宣传建造东正教教堂的了不起意义。从1933到1936年,他们共集资3万6千美元。
1937年5月,上海市,法租界的市政官员以及逾千白俄侨民出席了教堂奠基仪式。教堂全称定为»圣母拯救罪恶灵魂大教堂»。整个建设遵照已故大主教西门制订的基本方针进行。教堂外表与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(曾在十月革命时遭毁坏,苏联政府日后重新复建)相仿。
当时的维克多主教号召广大教民发扬舍己精神。工程办事处徕尔首当其冲,第一个自掏腰包,花费约1万5千美元,打造教堂基脚。之后,俄侨界的医生,工程师等纷纷效仿,有的用自己的钱捐建教堂屋顶部分,有的无偿为大厅安装照明设备。新上任的上海大主教约安也很快积极投身于盖建工程之中。。。。。。
落成后的这座教堂,高35米,由5个上下参差的圆顶以及具有强烈克里姆林宫风格的砖墙砌成,最多可容纳约2500信徒和300人组成的唱诗班,工程总造价15万美元。它不仅是当时上海所有白俄侨民的骄傲,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的又一座克里姆林宫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有一部分俄侨回到了祖国—前苏联,而大多数人从中国又去了其它各国:澳大利亚,美国,以及拉丁美洲国家。教堂礼拜并没因为东正教徒的遽减,中国教民很少而停止举行。上海当时留下俄罗斯教民约300到400人。
1949年,全国解放后,这一教堂的宗教仪式照常进行,它还同时成为接待罗马尼亚,希腊和其它东正教国家客人的礼仪场所。1965年,教堂堂长杜任前(音译)因病去世,教堂为上海东正教教徒组织了最后一次礼拜,当时有10位外国教民参加。教徒从此结束了自己的宗教活动。这座建筑物在关闭期间,一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,城市古迹被上海市政府予以保护,曾被用作仓库,餐厅,证券交易所。。。。。。
然而,今天教堂正在进行的施工,却不免令人担忧。尽管人们初进大厅,所见到的宏大,肃穆感依然如故,但不少壁画消失了,装饰不见了。。。。。。工人们不知何故,正在把排列整齐的地板垛扒开,移动会牵连顶梁的圆柱底部砖块。我们发现,这座楼房似乎已被私人老板租用,准备经营歌舞娱乐厅。如真是这样,大楼支架很可能会被彩色音乐所震坏,要知道,过于古老的砖砌内墙并不牢固。
上海目前正朝着国际化大都市目标日新月异地前进着,我们应从世界的角度理解昔日白俄侨民建造教堂的一片苦心,应以海纳百川的胸襟,气度将其作为文化遗产予以百般珍惜。在这样一座带有明显宗教标识,典型俄式教堂内举办自娱自乐的歌舞活动,显然不伦不类,与教堂建立的初衷相悖。我们能否换一个思路,将教堂改建为与外形相匹配的,不至于影响内部结构的侨民博物馆?内中的收藏品不一定光局限于俄罗斯侨民,可以将对象扩大到美国,英国等各国侨民。这样,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将昔日教堂的内部壁画,装饰一一修缮,复原,还可保持教堂所应存在的庄重气氛。哈尔滨市的东正教教堂保存比较完好,我们不妨可以有所借鉴。改建所需的资金,我们建议通过慈善机构,文化基金会,政府部门,中俄友协等多种渠道获得。
我们作为未来国际大都市的成员,理应不遗余力地赋予这座美丽教堂以崇高的教育目的,使它成为学习,研究20世纪上半期侨民文化史的重要场所。这样做不仅会得到俄罗斯,肯定还会受到澳大利亚,美国侨民协会以及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等所有类似机构的积极响应。
注:数据来源:(俄)(俄罗斯人在上海),日加诺夫,上海出版社,1936年。